作者：田惠敏 刘江

　　摘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运行周期，即长周期的开始阶段，中长周期的下降阶段，中周期的复苏向扩张的转化阶段，短周期的再次扩张阶段。当前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放缓是一个必然趋势，同时通货膨胀也会继续上行。中国在短期内同时出现严重的停滞与通胀的可能极低，出现严重停滞与缓和通胀、或者是缓和的停滞与严重的通胀的可能性也较低，但是在中长期内出现轻微停滞与通胀的可能却非常高。政策含义是，中国亟需解决过去三十年来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遗留下来的结构性欠账，以人力资本投资为重点，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推进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

　　关键词：经济周期，滞胀，人力资本投资

　　一、引言

　　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三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数加大的条件下，也日益复杂化。造成这种不确定的外部主要因素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破坏性能量尚未完全释放，同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下降导致的不确定性在加速漫延，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增加；内部的主要因素正面临着“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红利渐失”的考验，过去三十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充分调和。

　　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在2009年创纪录的9．5万亿贷款、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大幅度的低利率政策。虽然这些政策部分缓解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但同时也使国内连续17个月处于负利率的状态，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央行为抑制开始上行的通货膨胀，从2010年10月开始加息。然而，通货膨胀同比涨幅依然从2010年2月的2．7%上升到2011年7月的6．5%，创3年来的新高。同时，国内的经济增速也在温和下降。短期经济数据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通胀压力增加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政府面临“两难”困境，若保证增长就要放宽经济政策而牺牲通货膨胀，相反，若为抑制通货膨胀则很可能以降低经济增速为代价。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两次治理通胀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在80年代，政府曾将通胀从近20%控制到了3%以下，在90年代中期同样将通胀从24%水平控制下来。然而，第一次调控降低了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第二次则是3个百分点。

　　理论界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对策选择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并不存在“滞胀”（Stagflation）问题，中国经济开始告别危机时期的刺激效应，正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大幅下滑和恢复性回升的“非常状态”向“正常状态”转换。在经济增速高于9%的情况下，“滞胀”或者“硬着陆”并不适用于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李稻葵，2011；马光远，2011；刘树成，2011）。通货膨胀虽然在总体上会持续性上升，但是在未来的5-10年间基本介于3%-5%的水平。刘金全、谢卫东（2003）根据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间的样本数据，陈玉宇、谭松涛（2005）根据1990年第1季度-2004年第2季度的季节时间序列，都得出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认为一定程度的名义经济活性和规模膨胀，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和增强政策效应十分重要。如果该模型所刻画的经济运行特征适用于近五年的状况，那么目前通胀持续上升将伴随经济持续增长，滞胀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相反的观点认为，国内滞胀已经开始显现。谢国忠（2010）指出中国在本就容易发生通胀的环境下所实行的过剩的货币政策，预示着在今后会出现严重的通胀。吴庆（2010）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峰可能已经过去，“低增长、高通胀”的局面正在形成。厉以宁（2011）认为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通货膨胀率超过4%的情况下，滞胀将会出现。尹碧波（2007）认为，经济停滞与物价上涨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滞胀的典型特征，在不同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滞胀可能呈现为非典型的滞胀：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缓慢；资本存量和收人流量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有效需求不足。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前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不存在滞胀问题，但在未来滞胀的风险较大（叶檀，2011；柳欣，2010）；胡春阳、鲍步云（2010）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将保持较快增长，CPI和PPI也将回升，但中国经济长期将面临较大的“滞涨”压力。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策的选择问题。一种观点是认为央行紧缩银根仍然没有到位，目前的利率水平并不能缓解市场通胀压力，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在“双轨”运行，低水平的利率人为导致了市场的资金饥渴（许小年，2011）。马光远（2011）判断通胀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是中国面临的两大风险，因此管理通胀和房地产价格泡沫是未来政策的首要任务。具体货币政策的选择，张承惠（2011）则倾向于通过加息而不是上调存款准备率的紧缩倾向政策控制通胀，认为加息虽然会对经济造成压力，但不如监管部门想象的那么大。厉以宁（2010）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继续紧缩的政策很可能导致产品供应链的断裂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引致停产的发生。为遏制可能出现的滞胀，一是需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设，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柳欣（2010）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苏?芳（2010）认为，政策层应尽量保持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性，避免激烈波动。此外，有效控制通胀的政策应该使通胀长期可预测，中央银行应加强与公众信息沟通，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这有助于引导公众合理的通胀预期，从而降低公众结构型通胀预期不确定性。

　　以上争论主要是针对中国当前短期的经济数据做出的判断，对于滞胀的准确界定并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是从总量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没有从经济运行周期来考察中国的经济运行特点，没有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波动视为经济运行中必要的自我纠偏过程，从而引发了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正常波动的异常担忧。

　　本文拟从经济运行周期的角度考察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性特点，全面分析中国是否会面临滞胀，并讨论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通货膨胀的长、短期政策选择。

　　二、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滞胀

　　1．中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点

　　经济周期是指一定时期内市场经济活动不断复苏、扩张、收缩到衰退的循环过程。具体来看，经济周期理论一般将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等四种类型。长周期（也称作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主要是具备带动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创新的函数，平均周期大约是50-60年。中长周期（又称为库兹涅茨周期）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函数，周期大约是15-25年；中周期（又称为朱格拉周期）则是设备投资的函数，周期平均在7-8年；短周期（也称作基钦周期或商业周期），是存货投资的函数，周期平均在3-4年。平均而言，短周期到长周期的波长是依次倍增的，一个长周期约为2个中长周期、4个中周期和8个短周期。经济运行周期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从技术创新开始奠定经济运行长周期基础开始，通过溢出效应引致了相关产业的诞生和扩展，进而带动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进入了经济运行的中长周期。在新市场的发展前期市场从生产相对平衡过程到强制性平衡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设备投资的更新、升级和完善，引致新技术的推进完善和市场的进一步细分。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市场做出快速反应的是占企业流动资产近一半的存货资产的波动，以不断适应市场的最新变化，提供更多的相关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直到市场进入新一轮的生产相对过剩并进入下一个经济运行周期。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可能会缩短，各周期之间的界限可能会有所模糊，经济周期运行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内在性质并不会有质的变化。

　　按照李建伟（2003）对中国经济在1953-2002年间的运行情况的研究结果，2002年左右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短周期波动的扩张阶段、中周期波动从复苏阶段向扩张阶段转化的时期和中长周期的谷底。可以肯定，虽然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但引致经济周期长期变化的重大技术创新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变化，因此，中国经济运行依然处于长周期运行中的上行区域。但是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和吸收了新的技术，很大程度上主动适应了经济的中长期间运行轨迹。而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加速了设备的更新和存货的更新速度，加速了资产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适应了经济的中、短期运行轨迹。可以推论，在2010年左右的前后期间，即从“十一五”末期到“十二五”初期阶段，中国的经济运行将处于短周期的再次扩张阶段，中周期的复苏向扩张的转化阶段，同时也是中长周期的波峰。这一结论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调整的目标是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弥补过去经济增长重数量而忽视质量所留下的欠账。

　　滞胀一词最早出现于1965年英国政治人物LainMacleod在国会的演说中。刻画的是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失业及不景气共存的经济现象。按照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程度与步调的不同，有三种具体形式。第一种是典型的经济停滞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第二种形式是“滞”与“胀”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表现为严重的停滞与缓和的膨胀组合，或者是缓和的停滞与严重的膨胀的组合。第三种形式是轻微停滞与通胀的并存，如发达经济体在1980-1982年的危机以后呈现出的经济回升期。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放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通货膨胀也会继续上行。关键问题是增速放缓和通胀的程度。根据中国近期的经济运行周期性特点和最新的统计数据，可以判断，中国在近期出现第一种滞胀的可能极低，在短期内出现第二种滞胀的可能性也较低，但是在长期内出现第三种滞胀的可能却非常高。然而这种可能性在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资本和市场化发育程度的条件下，也会受到长、短期政策的不同选择的影响。

　　2．结构性特点与趋势

　　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短期、中期、中长期和长期运行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处于一个重要的调整期，是对过去长期运行中积累的矛盾进行消化与调和的关键缓冲期，如果在这一期间能够充分对过去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数量型增长模式遗留下来的结构性欠账进行必要的平衡，无论是对中期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还是奠定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均有历史性意义。

　　从经济增长的结构层面来看，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净出口、投资和消费。如果以不变价格计算，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时序数据变化如图所示。

　　（1）净出口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并不突出，甚至在1985年曾下滑到-66．4%的水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净出口的贡献率开始大幅增加；在90年代初到21世纪的前五年期间，净出口所做的贡献波动幅度很大，贡献率最高达到44．40%，最低仅为-38．10%。2005年之后到金融危机之前，净出口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在2005年到2007年间一直保持在19%以上的水平。然后自2008年开始大幅下降，较2007年减少了10介百分点，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也相应从2．6%下降到0．8%，回落了1．8个百分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6月份出口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19．4%放缓至17．9%，隐含的季调后月环比折年增幅从5月份的11．8%降至-18．5%。2011年6月份的外贸数据显现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而自金融危机之后至今的近四年间，发达经济体，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同样正面临困境，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和资产缩水。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信用危机的加剧，加重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预期。各发达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进一步刺激国内的经济，一方面加强以高科技和新能源方面的产业政策，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是以各种方式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这一趋势已经从近期的G20匹兹堡会议上表现得异常明显。如果考虑到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的出口在可预测的未来会面临更多的障碍，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推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受到重大挑战。与其被动应对即将出现的出口增长压力，不如及时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可以启动内需的国民收入提升计划中来。

　　（2）投资的贡献

　　中国的投资在过去三十年间及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政府主导型，这种模式一方面使国家积累了强大的国有资本，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规模。数据显示，资本贡献率自2001年开始至少保持在35%以上的水平，而在2008年则以45．70%的资本贡献率达到了自2002年以来的新高。然而，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质量和可持续性存在相当程度的隐患，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量过剩产能和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正在下降，已经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可以注意到，2008年以来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主要是投入了固定资产投资，在迅速放大了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未来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如果政府主导的投资一旦在某种条件下停顿下来，就会演变为加速的通胀。另外，三倍于GDP增速的财政收入必然不可持续，未来政府将很可能会大幅减少用于新项目的投资规模。

　　中国随着土地财政的制度化倾向以及地方债务形势的不断明朗，在近期宏观政策的高压下，房地产投资会受到更大程度的抑制。由于大量房地产企业库存庞大但资金枯竭、成本高昂，加之货币政策维持偏紧，可以预见未来半年的中国房价必将出现下降，房价的回落也是政治的要求，因为跌幅过大就会导致地方债务问题崩盘和银行危机的爆发。然而，囿于政府利益、意志和实力的因素，跌幅不大可能超过20%。数据显示，在2011年的1至4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6743亿元，同比增长26．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9932亿元，增长36．2%。所以，可以预期在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跌的最多半年时间之后，或在房地产价格出现超过15%左右降幅之后，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可能会有所松动。当中国保障房任务过半或接近完成之时，中国楼价有望再度上涨，上涨幅度将远远超出近年的高峰时期。但是，如果投资缺乏民间投资的实质性提升，靠政府主导下的投资的增长不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当从投资转向消费，从企业转向家庭。

　　（3）消费的贡献

　　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0年算起，除了分别在1992年曾经上升到72．5%和74．7%的水平之外，基本处于下降趋势，在2003-2008年间，基本是在50%以下的水平徘徊，2008年虽然比以前五年有所上升，仍然只为45．7%。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率，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基本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按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5个国家和地区1990年、2000年、2005-2008年六个年度的平均消费率计算，平均水平为72．77%，而我国仅为53．12%。表明我国的大多数居民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之一是居民的财产和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结构。2003-2008年间，居民消费支出和工资只增长了10倍，单位工资税负则从0．96增加到了1．61，是1990年的1．7倍，反映社会收入公平性的基尼系数从0．35增到了0．45的水平，增加了近30%。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消费水平的不高将导致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不能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得到改善，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就无法得到释放，更意味着民生问题的恶化。

　　显然，如果国民消费率下滑趋势不能尽快扭转，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将会进一步加剧，同时，各种民生问题也难以得到改善，公共风险将会进一步扩散。

　　3．通货膨胀

　　目前的经济运行周期和前期超量的货币发行，使通货膨胀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因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前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已经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并在酝酿第三轮扩张，这将必然导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演变为一个严重的国际性问题。如欧元区的英国CPI已经在3%以上，美国5月CPI为3．6%，是1956年以来的新高。再考虑到国际金融市场的起伏不定，粮食、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在高位波动，通货膨胀势必在全球蔓延。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同样与货币过量发行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中国通胀或已经构成长期压力（刘辉煜，2011）。而超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导致了更多的本币投放。部分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源可能在于近年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过多货币供应量冲击带来的滞后效应（余元全，2008）。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类型，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是国际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通胀传导的路径主要是从资产和基础类商品价格开始，沿着产业链向下传导。

　　三、结语

　　中国近期的GDP和生产率快速增长得益于政府不断大胆地推动改革开放和必要的公共投资。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则需要实施新的改革措施，建立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商业环境。

　　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处于由“高增长、低通胀”向“低增长、高通胀”转变的路径中，尽管还不会出现类似于西方世界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的典型滞胀。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选择并不能停留于“保增长”与“治理通货膨胀”的表面和短期的矛盾之中，短期政策无法应对潜在的“滞胀”，长期政策才是应对潜在“滞胀”的根本措施。所以，总体上应继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增长质量换取增长速度，提升居民收入和就业水平，以从根本上推动消费的长期稳定增长。

　　注重长期政策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短期的政策选择，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两大风险，依然是通胀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管理通胀和房地产价格泡沫依旧是目前政策的重点所在。

　　1．短期施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当前经济运行的短周期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加强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国内经济做出必要的调整是一个正常现象，也是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中国当前亟需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具体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加息等工具。前期央行往往倾向于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就实施效果而言，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年率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已经消耗殆尽，多次上调准备金率也引起了货币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而在2011年下半年到期的央票数量明显减少，用存款准备金率替代央票的必要性降低。所以，央行可选择的控制通胀的工具只有加息。

　　虽然在前期的紧缩银根的政策下，中小企业遭遇融资困难加大，但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包括财税负担过于沉重、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等。这种情况下，即便货币政策再次回归宽松，也注定难以逆转。也有许多中小企业是因为脱离实业而转战房地产或从事证券投机、参与高利贷经营等。最新的统计数据进一步显示，上半年小企业的融资没有因为货币紧缩受到影响。据央行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上半年主要金融机构人民币中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上半年累计新增1．58万亿元，占全部企业新增贷款的64．5%，比一季度末提高1．6个百分点，余额同比增长18．2%，中小企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新增贷款。

　　2．长期政策应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周期在新一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启动期，即新一轮的熊彼特称为“创造性毁灭”的开始阶段，主动适应这一运行规律并进而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的有效方法，是切实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将人力资本的投资真正普惠于更多的人口，这正是提升中国在世界价值链中从低端向中端、甚至是高端转移的根本性保证。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的本质在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扩展人的能力。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上是一次新的国际间竞赛。据统计，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世界平均水平是20%、13．5%、10．7%，低收入国家是23．4%、15．2%、10．6%。在我国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支出，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高于每增加1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农牧业产值6．75元（迟福林，2006）。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达国家显然将继续坚持走高技术领域的产业发展路线，在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素质方面维持其既有的优势，巩固其在价值链高端的地位，同时也在以各种方式低估中国劳动供给以及资源价值，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转移向中国内地，固化其比较优势、扩大其世界经济影响力。因此，在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过程中，各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在人力资本的层面展开，谁掌握了人力资本的战略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掌握主动权。

　　控制、防范未来的滞胀，除了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以外，还需要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以提高国民消费率。同时通过干预和影响收入分配，可以改善分配的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而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此外，需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提高财政透明度以规范财政支出制度。

　　第三方面是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全面、切实推进“国退民进”的进程。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在中央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一个阶段可以通过正在走向成熟的资本市场，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第二个阶段是将资源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高端布局，不断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自然垄断行业适度国有化经营。因为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的私营化，还是东欧国家私营化的结果，都证明民营企业的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发展，也意味着民间投资的增长，更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

　　第四个方面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重点是给予市场中的新生事物合法地位，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金融在融资方面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市场机制建设基本上都不是主流经济学设计制度改革之功，主要是激发民众的主动性所致（朱富强，2011）。在当前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已成必然的形势下，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融资困难。虽然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有很多，但是金融机构的发展滞后不能不说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以上四个方面的顺利改革，是保证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的根本所在，更是提升消费贡献率、减少受外部经济巨大波动冲击的核心举措。

　　3．滞胀中的机会

　　基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特点，经济增长是一种非线性的增长，既有正常范围内的波动，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动荡。这就意味着程度不同的滞胀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正常现象，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本身进行自我纠错的一个过程，是生产过剩与市场狭小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通过破坏生产力和产品以缓解生产过剩，强制地使生产与消费达到某种相对平衡。但是，平衡生产与需求之间矛盾的过程，并不完全意味着经济形势的单边恶化，当代发达国家也都曾多次经历过程度不同的滞胀，滞胀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即使中国在未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的滞胀，也意味着资本重新配置。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资本的逐利天性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决定了在经济运行出现滞胀的情况下，反而会加速刺激创新的精灵，以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诞生。经济领域中的创新概念，不仅包括纯技术层面的发明，更包括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由此诞生的产业创新，进而是市场创新和观念的全面创新，是对前期市场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供需矛盾激化后的毁灭性创新。一系列的创新最终将推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螺旋式上升运动。

　　参考文献：

　　李建伟，（200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经济研究》第7期。

　　刘辉煜，（2011）“中国通货膨胀的逻辑与治理，”《中国金融》第7期。

　　郑宝银、杨艳，（2011）“中国经济‘滞胀风险’的特征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5期。

　　朱富强，（2011）“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制度隐患-兼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基金项目：北京城乡创新发展博士研究会资助课题。

　　（作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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